延安探亲与北平之行

这期间经常有飞机在东北、北平和延安之间来往，我利用了一个机会，坐军调部的飞机从长春到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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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又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见到我也很高兴，邀我到他住的地方去。那里是一幢别墅式的房子，环境比较幽静。我在那里参加了叶剑英同志举行的家宴，他还在院子里同我一起照相留念。他又约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一起出席了军调部美国代表罗伯逊（文职人员)家的茶会，欣赏了罗伯逊女儿的钢琴演奏。由于我已从军调部长春分部离任，还同美方代表洛奇中将作了告别性的谈话。

我到北平以后，正好朱总司令也来了，大家在北平与朱德同志重逢，确是“他乡遇故知”，一个个都分外高兴。更巧的是恰恰遇上了朱总司令的六十岁大寿。十二月一日是他的生日，我们一齐聚集到北京饭店，向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衷心祝愿。在朴素而欢乐的晚宴中，我们也定制了一个生日蛋糕，还参照西方礼节，在上面点了许多小蜡烛。我们异常兴奋地度过了这个难忘的夜晚。

我到北平就是为了等待机会去延安看看爱人和孩子。正好军调部有飞机去延安，我就乘飞机到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延安时走得很仓促，曼曼的妈妈正怀孕，延力还没有出生，她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出生以后，我还没有见到过呢!现在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当然非常高兴。不过，孩子的妈妈身体很不好，五个小孩中，曼曼、望生、连连、延力在身边，延力还不满周岁，天福还寄养在别人家里。因为我那时已在东北工作过一个时期，还希望到那里去，就同孩子们的妈妈商量，准备带他们一起去。开始同军调部的人讲好了，再乘他们的军用飞机，将我爱人和孩子一同带到东北去。谁知他们临时又变了卦，不同意带家属和小孩。当时也确实不方便，四个小孩，小的还不到一岁，曼曼的妈妈又生着病。我们又商量，是不是把最小的延力暂时留下来，交给老百姓先带着，以后再来接。跟我们一起的公务员老吴，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见我们想把延力留给老百姓，心里很难过，自告奋勇让我们把孩子交给他带。我们觉得他一个老头子带一个小女孩，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说，只要他不死，就一定把孩子带好。少奇同志生前说他的孩子是人民养大的。同样，我的孩子也完全是人民养大的。这个老同志从我一九四一年调回延安时，就分配到我身边来作公务员，我到现在还很怀念他。当时我们见他这么热心，就把延力交给了他，还买了些奶粉留给他们，组织上也帮助我们作了安排。但是当时我们仍然不能一起走，我又不能在廷安久等，只好下决心独白先回北平。好在这时经常有飞机往返北平和延安。

一九四七年初，军调部的董越千同志去延安联系工作，叶剑英同志交代他，帮助把我爱人和孩子带来。他果然替我们向美方交涉好了飞机，将她们母女四人带到了北乎。到北平后，住在翠明庄，人多地方小，孩子们只好搭地铺睡。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过了春节，我让曼曼的妈妈到当时的德国医院(现北)去检查，发现病情很严重，但是她很坚强。早在一九四五年我离开延安时，她就向我说:“我们孩子多，我也不想别的，只要把他们都带好，也就尽到革命责任了。”她长期带着四个孩子，确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军调部正在解散，李初梨的爱人刘钧从长春来到北平，约我们观光一下北平。我们去了前门外、雍和宫等地方，领我们的是徐冰同志。我同他在莫斯科就相识，比较熟悉。他又是北平人，正好作我们的向导。以后，我们从北平搭飞机去哈尔滨，乘的是一架美国双引擎飞机。起飞以后不久，一个发动机失灵，机上人员都很紧张，赶紧系上降落伞。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惊慌的，刘钧同志也很沉着，她还帮助我们照应孩子。因为飞机上冷，她让孩子躺在飞机过道上，用被子铺盖上。

飞机发生事故时，我想自己虽然带了降落伞，是死是活也很难说，几个孩子就更难想象了。那几位美国飞行员还比较负责，说我的三个孩子没有带降落伞，到发生问题时，可以由他们负责一人带一个跳下去。尽管后来采取了措施，赶紧飞回北平，飞机总算安全降落，没有跳伞，但当时他们能这样说还是难能可贵的。北平机场迅速准备好另一架飞机，我们改乘这架飞机重新起飞。我们一家和同行的十多人终于一起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靠党和群众的关怀在战斗的环魔中逐步长大的。我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牢记党和群众的养育之恩，也希望千万个干部子女都能这样做。

三、在东北军区

一项新的战斗任务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在东北和全国激烈展开。我们到达哈尔滨时，东北我军正进行着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我们在招待所住下，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林彪已主持东北工作。从内战时期起，到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总部，我都和他有过接触，一直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乘我在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期间，他任命了原来一军团的、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当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我回来后仍然是参谋长，却被分配主管军工生产。我当时很希望到作战部队去锻炼。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说到部队锻炼总有机会，根据部队长期的经验，战争的规模越大，军工生产就越是重要，还是希望我去干。那时人们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事。我听罗荣桓同志说得有道理，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管起了军工生产。

我们没有成立专门机构，只找了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建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一个是任忠浩。我们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到各个军工基地去了解情况，就地指导工作，实行面对面领导，随时解决问题。那时有哈尔滨、齐齐哈尔、鹤岗、鸡西、牡丹江、珲春和大连共七个军工基地，能生产子弹、手榴弹、炮弹和六0炮、火药等，条件最好的是大连军工厂。当时大连是受苏军管制，他们对我们还是支持的。这几个军工基地我每个点都跑到了，随时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我一直带着秘书任忠浩到处跑，留徐良图在家坐镇，整理有关文件和材料。各个点的负责人我记得有如下几位:哈尔滨是王盛荣(现在武汉)，齐齐哈尔是田汝孚，鹤岗是王逢源'后来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已病故)，鸡西是乐少华，珲春是韩振纪(后来是驻苏中将武官)，牡丹江是王厂，大连是朱毅(杭战初期在河南当县长，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以后转到东北搞军工)。我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一年半间，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到处跑，只有一半时间在哈尔滨为各军工厂做计划，并搜集、采购和提供各种原材料。后来，东北局看我们忙不过来，正式成立了军工部，调来何长工任部长，王逢源和江泽民任副部长，马文任政治部主任，俄是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那时职务高低无所谓，只要有利于革命事业就干，业务不懂就钻，受了党的委托就认真工作，靠这种精神，还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我到大连甘井子军工基地去，那里是东北最大的军工基地，对外叫“建新公司”，由朱毅任经理，张珍任副经理。在技术上主要靠张珍，他很懂得一套。厂里的生产是多方面的，除了子弹、炮弹和火药外，还生产六0炮。那里还出过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吴运铎同志。他就是在那里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我在那里还参与处理过一个问题。当时负责旅大地方工作的是韩光同志。他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我也认真地听了一些反对者的意见，觉得不对头，如说他在旅大没有独立的政策，是苏联人叫千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旅大是苏军管制的，你和他们对抗，另搞一套行吗?我看这些意见都根据不足。因为我当时是东北局委员，军区参谋长，又是老同志，韩光特别希望我讲讲公道话。正好何长工同志、李一氓同志也在。李一氓同志还是个大秀才，下笔很快。我们商量了一下，他把我们要讲的内容在一个晚上写出来了，第二夭由我在会上讲，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少数人不赞成。以后总有人说我有偏向.支持了韩光。但是就今天看.我认为对干部的一般性缺点抱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对的。

这一期间，我的家庭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的爱人张敏兰同志一直病很重，到哈尔滨后找了一个日本大夫为她治疗。大夫每周来一次，每次都用汽车接送，也给了他相当的报酬。但是他对我说，病情很严重，最多还可以活半年，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却不能告诉病人。大夫每周来给她吃一些药后又好一点。以后又请了一个奥地利医生，他看了以后直叹气，说病已经难治了。就这样，拖了整整一年，治疗无效。一九四八年初的一天夜晚，她病逝了。临终前我在她身边，她自己也很明白，对我说:“我不行了，你坐在我床边上，看看我I”我说不出话，坐着，看着她闭上了眼睛·对于她的去世，我心中充满了悲哀I她是陕北霞县人，一九三五年就参加革命并入了党。她为了使我集中精力搞好工作，长期承担着全部家务和教养子女的重任，终于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去世时还不满三十岁。我默默地守着她的遗体，渡过了这个难忘的悲痛之夜。当晚我没让孩子们知道，夭亮后先通知了管理处。因为那时还投有火化的习惯，请他们帮助我去买口棺木。他们马上办妥了，我们就为她入殓安葬。在身边的三个孩子知道了，哭得很伤心。我让孩子们和妈妈的遗体一起照了像，入硷后将她安葬在哈尔滨的一个叫“极乐园”的教会墓地，为她立了碑，围了个圈圈，上面还有个带红五星的架子。解放以后，这处墓地整个迁到郊区，连围圈和红五星都迁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我去哈尔滨还去看过这处墓地，就在大路旁，很容易找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哈尔滨又来通知，说那处墓地也不能放了，遗骨都得火化，我当然只好同意，后来在那里放了一个骨灰盒。这是我个人的一段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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